在不斷惡化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中國如何應對經濟增速放緩而通脹風險猶存的兩難局面？又將如何實現經濟結構轉型？

自2007年8月初美歐貨幣市場流動性吃緊之時起，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四年有余。危機不曾緩解，反而愈演愈烈，只是其主要形式從金融機構的次貸危機轉變為歐美的主權債務危機，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有增無減。

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前景難測，根本原因在于真實增長的根基已經動搖。超發貨幣、財政透支一用再用，還能再用多久？政府救援還能起作用么？中國經濟風險已現，是隔岸觀火，還是自躬反省，避免類似的錯誤呢？能否深化政治經濟改革，進一步向民間開放，加強產權和創新機制的保護，以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11月11日至12日，“2011年財新峰會：中國與世界——尋找真實的成長”，正是在此背景下探討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毅中、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拉戈等嘉賓參加會議并發表主題演講。

在為期兩天的峰會中，近百名專家和政界人士圍繞“尋找真實的成長”主題展開了充分的討論，內容包括2012年最重要的問題、金融動蕩、變革與增長、拯救債務危機、全球治理與中國角色、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等熱點話題。

不走回頭路

鑒于貨幣與財政紀律的缺乏是金融危機的根源，而中國經濟正處于“保增長”與“控通脹”的微妙平衡中，針對貨幣政策的討論成為峰會的熱點。

在諸多與會專家看來，當下國內通脹壓力雖然有所緩解，但通脹風險并未徹底消除，這制約了貨幣政策輾轉騰挪的空間。政策應對的當務之急，在于更加靈活地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同時加快金融市場化進程，從而令調控更有效率。

“過去三年貨幣供應速度過快。累計貨幣增速超過GDP增速50%，接下來如果貨幣增速慢于GDP增速是很正常的，是對過去三年錯誤的糾正。”在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哈繼銘看來，明年通脹水平仍會較高，勞動力成本升速很快，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近期也出現反彈，這意味著貨幣政策不能輕易轉向。“眼前信貸增長速度又加快了，過去的剩余貨幣未來如何得以消化呢？”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認為，中國貨幣政策不會走回頭路，理想狀態就是維持穩健。貨幣當局應該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適度加息，兩種貨幣工具配合使用。這樣既可以明確向市場發出不再繼續收緊流動性的信號，也可以進一步控制通脹水平。

范劍平稱，在政策力度上不必進行大的調整，而要把工夫下在結構調整上。比如，對中小企業信貸給予定向寬松；調節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對企業正常發展所需要的發債、上市和再融資等需要給予支持。

國內金融體系仍未徹底實現市場化，制約了宏觀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要么限價，要么不限價；要么限購，要么不限購，我們的政策多是‘二進制’，很少有適合微調的工具。”哈繼銘所指的“微調工具”，最重要的是利率。要使利率成為有效的微調工具，正確的價格信號非常重要，因此加快金融市場化進程的任務顯得非常緊迫。

巴克萊資本新興亞洲市場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認為，中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利率市場化，即取消對銀行存貸款利率的管制。但此前，管理層還需要大力發展銀行間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只有這樣，貨幣政策工具才有著力的地方。

在他看來，現在很多從銀行借錢的機構，如政府融資平臺、大型國有企業，它們做的大多是長期項目。這些項目，從銀行借錢，其實不是最優的融資渠道。這是因為，它們從銀行借錢的同時，也限制了利率的靈活性。而債券市場的發展，不僅可以為其提供更廣泛的融資渠道，更是可以在利率市場化后，幫助市場發現利率的真實水平。

金融市場化的另一重任在于，加快多次層資本市場建設的步伐，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厚樸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方風雷稱，當前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點是新板市場和國際板。

他認為現在首先應加快建立新板市場，這一市場可依托現有的三板市場，借鑒納斯達克的體制，為數十萬家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服務。另一方面，還應該加快國際板步伐，令其與人民幣國際化、外匯體制改革結合。政府還應推動其他市場的開放。在債券市場方面，應允許公募、私募，投資級的、非投資級的都進入。還應積極發展私募股權基金，允許機構投資者建立基金的基金。這樣可以避免大的機構諸如社保基金、保險公司等投資主體的行政化。

改革再起步

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在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成本。這種模式被公認不可持續，轉型是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內憂外患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外部經濟形勢的惡化，雖給出口造成困擾，但也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契機。

然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增長質量的提高必然意味著增長速度的放緩，這是經濟轉型過程中難以擺脫的痛楚。在出口不可避免下滑的形勢下，如何提高經濟中消費所占份額，引導更具效率的投資增長，無疑成為重中之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判斷，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外部環境的惡化趨勢均將延續。比之投資和消費，出口因素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將大大弱化。“和過去32年的平均數相比，GDP下降1個到2個百分點是正常的。未來十年，中國可能只能指望8%到8.5%的平均增速。”

在他看來，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調整已經刻不容緩。目前導致投資結構扭曲的重要因素在于，在資金配置方面，投資更加傾向于政府和債務性資金，而非市場和權益性資金。

而從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來看，資金主要在中央，但城市化投資卻更多發生在地方。“這些扭曲無疑會制約今后的城市化進程，所以，是調整的時候了。”李揚稱。

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在于，一方面，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桎梏難被打破；另一方面，則是政府過度的行政干預導致資源錯配的負面影響加劇。

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稱，近年來中國行政干預市場持續加強，導致資源配置效率大幅倒退。此前最多的資源配置扭曲集中在國營企業。近年來，資源配置扭曲在私有部門里也迅速滋長。這使得目前中國國民經濟的資源配置扭曲已經退步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水平。

以房地產市場為例，許成鋼分析，中國房地產市場特殊的高價，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對土地供給的限制，特別是2005年后對土地供給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房地產價格上升速度非常快。

這本身是由于行政干預市場導致的資源配置扭曲。但最終為了降低房價，政府又采用限購等行政手段再度干預市場需求。

當兩種手段疊加，政府對供給和需求同時進行行政干預，最后的結果必然是房地產行業整體萎縮。進而大幅削弱中國內需，并導致結構性失衡問題加劇。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應轉變角色，減少行政干預行為，更多讓市場進行調節。

近幾年來，改革的進度不盡如人意。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如資源價格改革、壟斷行業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醫療及教育領域的改革進展緩慢，有的領域甚至出現了改革倒退的現象。行政主導的傾向進一步強化，行政權力與壟斷利益相結合，阻礙了改革步伐的推進和改革收益的公平分享。

社會輿論一方面要求加快改革，另一方面對改革信心不足。如何凝聚改革共識，把改革進一步推向深入，意義重大。

對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可避免要面臨諸多阻礙。應如何選擇次序，減少阻力，加快步伐？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改革應從“最低的地方摘果子”，從最容易改的地方著手，而社會領域改革，諸如戶籍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變革等最易看到成效。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認為，中國需要重大變革，變革必然付出成本。

在現行經濟模式下，對地方政府建立新的激勵體系至關重要。包括省、市、縣在內的地方政府需要提出新的、不以經濟增長為主要指標的激勵機制，比如鼓勵服務業發展、改進知識產權保護、實施環境法等。

亦有學者建言，提高投資效率的關鍵，在于開放市場，引入競爭。

劉世錦指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意味著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低成本的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其重點在于，需要促使資金和其他資源向創新和產業升級、向中小企業流動。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放寬準入條件是必要前提。“尤其是要放寬基礎產業和服務業的準入，鼓勵和加強這些領域的競爭，這樣我們才能為中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階段提供動力和需求的空間。”

謹慎對風險

應對國內外風險是另一當務之急。

今年以來，美國主權債務評級被下調，歐洲債務危機加劇，全球資本市場地震連連。發達經濟體財政風險急劇攀升，貨幣政策卻已無施展空間。且多數國家面臨選舉壓力，政治局勢僵化，政策制定愈發遲緩，經濟前景堪憂。發達經濟體的疲弱前景給新興經濟體提出更多挑戰，面對出口下滑，經濟增速放緩的風險，經濟結構調整是否會誘發更多風險？對于此，政策制定者又將何以應對？

在劉世錦看來，未來一年中國經濟固然面臨著外需放緩，出口增速下滑的風險，但內生性風險也不容小覷。除了地方融資平臺集中還本付息的風險，房地產價格大幅波動和增長放緩使得部分行業出現的產能過剩風險，都需要引起重視。

目前，對房價的調控仍處于膠著期。雖然房市交投量漸顯低迷，部分城市房價也開始出現環比回落，但在與會專家眼中，調控遠未結束。“至少到年底之前，調控絕對不會退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認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于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還是不會放松，在未來6個月或12個月，房地產行業資金鏈會非常緊張。

但她并不認為此輪調控會使大的開發商資金鏈斷裂。“去年開發商充電還是很足的，倒是有一些小的開發商，可能有一些問題，但是房地產行業并購現象明顯，像萬科合并了很多小的開發商。”

瑞銀證券中國經濟研究主管汪濤認為，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現在還不能退出，一旦退出就可能出現爆破性反彈。“如果現在退出，這一兩年調控政策就宣告失敗。”至于調控政策什么時候適宜退出，她認為要在保障房熱潮過去之后，再來關注商品房的發展。“如果不改變低利率、不收房產稅，房地產調控還是不能切中基本面。泡沫肯定還是會出現，最后還得老百姓買單。政府不能今年也新政，明年也新政，還是要改變最基本的事情。”

和房價泡沫類似，在諸多內生性風險中，地方融資平臺問題的解決也顯得十分急迫。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認為，化解地方債風險，可以用中央政府的長期信用置換地方政府的短期信用，即解決期限錯配的短期性風險。在此基礎上，再考慮地方政府債務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設，為宏觀政策騰出必要的時間和空間。

劉煜輝認為，最近出臺的政策給予地方融資平臺一些空間，比如四個城市自主發債融資。“但這主要是針對未來增量的問題，對于最近兩年急劇膨脹的、已經存在的債務沒有實質性幫助”。

他認為，雖然銀監會新政策允許平臺債務有一次展期，但這種展期對解決龐大存量債務作用有限。到償付期時間點，仍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此，中央政府長期信用和地方政府短期信用的置換最為關鍵。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則稱，中央政府還應支持地方政府財政改革，允許地方政府有更多穩定的稅收來源，例如物業稅。至于其他方面的措施，還可以考慮允許大的商業銀行，例如工行、建行去購買那些小的地級市股份制銀行。

這些小銀行因為體制問題不能做完全商業性的業務，一直受到地方政府干擾，如果讓工行、建行等大行購買它們，則可以通過大行強大的風險管理體系幫助它們規避風險。

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委員賈庭仁建議，解決地方融資平臺問題除了要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和預算管理，建立預警機制，規范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限制融資規模，防止過度負債也十分重要。

此外，還應該通過立法來規范地方政府的負債行為，并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支持城市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