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11年的年底，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幅場景，各國面臨的財政危機愈加深重，傳統的刺激路徑似乎已經無路可走，同時，缺乏儲蓄為基礎的家庭消費也難以為繼。在一切似乎無解的困境下，政策面上的選項也越來越少。政策的癱瘓將是2012年全球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風險。

這樣的一種風險在歐洲經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總體來看，歐洲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動力顯得過于謹慎，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點。

忙著閉門開會的歐盟領袖們也失去了方向和動力。10月份的歐盟峰會達成的希臘債務改革方案，最終被希臘的“公投”鬧劇畫上了句號。而最新的一輪救困方案，也因為英國的反對而懸而未決。當英國人得意洋洋地表示，在捍衛本國利益的斗爭中獲得了勝利的時候，歐元區可能已經病入膏肓。

希臘和英國的態度表明，歐洲債務危機的關鍵節點，仍在于各國之間缺乏互信。德國人盡管掌握著“錢袋子”，但堅持要求各國緊縮財政，卻也不愿意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援助。而身處債務危機的各國，則面臨著國內巨大的政治壓力，難以真正收緊財政。

事實上，財政緊縮盡管必要，但并不應該作為短期的政策目標，這是因為過度的緊縮將造成經濟增速快速下滑，并導致資本外流，從而推高利率水平，惡化債務危機。

因此，筆者認為，短期可行的政策不應該再著眼于財政緊縮。解決歐債問題的核心在以下幾點：首先，歐洲央行需要解決目前的“角色混亂”，并真正承擔起流動性最后提供者和最后貸款人的角色；第二，過于脆弱的歐洲商業銀行需要被政府接管，即國有化；第三，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需要真正參與到救援當中去，其規模也必須被擴大到足以解決歐元區危機的程度。

然而，這些政策卻因為德國的極力反對，而變得遙不可及。而罔談未來統一財政政策，在歐元區的主要國家一個又一個進入經濟衰退，財政政策更不可持續；債務的降級又波及銀行系統，最終導致新一輪的銀行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歐元區出現崩潰或者出現“核心歐元區”的可能性正在不斷上升，這將導致全球性金融風險的一觸即發。

美國同樣面臨著政策癱瘓的可能。國會內部兩黨關于經濟政策和債務減免的一系列討論，已經成了一場政治馬拉松，并可能在選舉年變得“好萊塢味”十足。在美國經濟前景向好、公司利潤上升、失業率降低的大背景下，政治角逐是否會成為壓垮美國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讓市場變得投鼠忌器。

而全球最重要的增長引擎中國，卻也因為缺乏結構性改革的勇氣和方案，面臨著長期經濟下滑的風險。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著“穩中求進”，這意味著市場對于結構性改革在2012年推進的希望，開始變得更加渺茫。

在缺乏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不斷前進的中國經濟，則面臨著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的矛盾和尷尬。面臨著經濟減速，中國在短期內可以考慮的，只能是繼續增加投資，而其結果只能繼續壓縮消費。

在結構性改革無法推進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也在逐步降低，這意味著同樣的投入將產生更小的政策效果。在投資回報率逐步降低的情形下，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則又需要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投資項目。如此循環，中國經濟陷入“龐氏騙局”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

在全球經濟面臨的政策風險不斷增加的情形下，是時候“喚醒”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們了，事實上，在這樣的時刻，更需要果決和長遠性的政治智慧。

當然，在我們對美歐經濟保持悲觀的時候，希望仍然存在于中國即將開始的新一輪政治周期。如果中國能夠在新一輪的政治周期中，保持經濟增長的彈性和可持續性，那么全球面臨的政策癱瘓風險，則將因為中國的“有所作為”而出現顯著下降。(作者系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