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12月末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發展改革委下發《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以來，地方融資環境趨緊，融資平臺后續如何提升“造血”能力成為業界關注焦點。而在信貸、信托等融資渠道受阻的背景下，平臺融資結構的調整已刻不容緩。
政信合作將進一步受阻
“過去地方政府得以依賴的財政增收及融資渠道，現在幾乎全面萎縮。”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賀軍說。(編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1月19日在財經中國2012年會上表示，2013年中國財政收入增速可能首次降到一位數。財政部網站資料顯示，2002年-2011年財政收入平均增速為20.82%，去年前11個月財政收入同比增11.9%。
確實，通知的嚴厲程度前所未有，幾乎將融資平臺與政府之間的聯系斬斷，融資平臺資產增長受限，規模面臨被壓縮的境況，而政府無法為融資提供擔保導致平臺信用資質被顯著看衰，融資能力也隨之下降。
中信建投的研究觀點指出，與以前文件主要針對信貸類債務相比，此次通知被業內視為對公益性項目舉債的點剎。
“通知明確提出地方政府及下屬單位團體不得通過攤派或利用理財、信托工具吸收資金進行公益性項目投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當前信托規模和政信合作規模大增引起了監管部門的警惕，預計政信合作渠道將進一步受阻。”
在孫立堅看來，由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受到了更為嚴格的監管，部分地方投資主導的基建項目進度或有所延緩，這也將限制政信合作業務的發展。
不過，從長期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意愿和沖動并未改變，可以預見，一些創新的信托融資方式將會出現，以其他合規的方式參與到基建項目建設中去。(編注：銀監會副主席蔡鍔生1月19日在第五屆金融家年會上表示，信托機構的法律監管存在空白，目前只是主要依靠部門規章進行規范。現在一些媒體談到所謂影子銀行就提到很多責任等等，但影子銀行定義本身就是不受監管的，主要是要防止風險傳遞到銀行體系。客觀講，傳統銀行業和“影子銀行”都存在風險，“影子銀行”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關鍵是怎么把這些問題規范好，然后是監管好。)
控制政府換屆的投資沖動
在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公司公共融資部總經理曹明看來，年前四部委聯合發文控制地方融資擴張，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防止影子銀行規模繼續膨脹；二是抑制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這相當于在地方財政和融資平臺之間建立一個‘防火墻’；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基建規模和融資杠桿率。”
根據海通證券研究所的測算，2012年的影子銀行規模達到28萬億元，信托類資產規模達到7萬億元，由于地方政府債務與影子銀行項目聯系緊密且相互交織，為防止違約事件發生導致金融系統性風險提升，監管部門需要較早對增量予以控制。
不僅如此，就歷史情況考量，地方政府換屆后往往伴有固定資產投資快速上行，這在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表現均較為明顯。
一位銀行資深客戶經理告訴記者，現在地方平臺各種融資都很困難，想從銀行借貸又缺少足夠的抵押物，土地財政又玩不轉了，資金問題已讓不少地方政府焦頭爛額，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區。因此政信合作呈現火爆的情況。
對此，穆迪發布的報告指出，政信產品是需要償還或支付項目回報的合約責任，最終會增加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在這個層面上，此類產品與債務相似。但政信產品并未計入債務，所以提高了確定地方政府負債水平的復雜性，可能會進一步影響財政透明度。
此外，政信產品的另一個特點是收益率高，達到9%～14%,這也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負擔。而且期限較短，通常只有1-2年，故而加劇了再融資風險。
債券融資是個好選擇
業內專家認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地方融資平臺與地方政府債務，地方金融機構運作與地方金融風險防范等問題，已經躲不過、繞不開。
孫立堅認為，從更為長遠的視角來看，推進稅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的投融資機制將更為迫切。
債務問題的解決需要更為全面的財稅體制改革，這會規范地方政府的投融資行為。一方面，通過合理財權和事權，明晰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服務職能，可以促使負債規模合理、可控；另一方面，降低“隱形擔保”，強化融資中的硬約束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市場行為分離，促使資產定價合理。
在融資監管趨嚴、籌資渠道受阻的大背景下，地方必然會在債券市場尋求新的突破。曹明指出，今后直接融資比重的提升將成為大勢所趨，而通過債券融資應當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市政債和項目債等長期債券，是解決目前基建融資諸多問題的關鍵，也是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強調，應該用陽光融資和預期、透明、受公眾監督、講究規范、有利于控制風險的地方債去置換、替代地方融資平臺和其他一些不規范的、風險不易控制、不健康的隱性負債，同時又保持地方政府作為融資主體通過融資發揮貫徹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的正面效益，這才是比較周全、合理的對待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體系建設的態度。
政信合作將進一步受阻
“過去地方政府得以依賴的財政增收及融資渠道，現在幾乎全面萎縮。”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賀軍說。(編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1月19日在財經中國2012年會上表示，2013年中國財政收入增速可能首次降到一位數。財政部網站資料顯示，2002年-2011年財政收入平均增速為20.82%，去年前11個月財政收入同比增11.9%。
確實，通知的嚴厲程度前所未有，幾乎將融資平臺與政府之間的聯系斬斷，融資平臺資產增長受限，規模面臨被壓縮的境況，而政府無法為融資提供擔保導致平臺信用資質被顯著看衰，融資能力也隨之下降。
中信建投的研究觀點指出，與以前文件主要針對信貸類債務相比，此次通知被業內視為對公益性項目舉債的點剎。
“通知明確提出地方政府及下屬單位團體不得通過攤派或利用理財、信托工具吸收資金進行公益性項目投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當前信托規模和政信合作規模大增引起了監管部門的警惕，預計政信合作渠道將進一步受阻。”
在孫立堅看來，由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受到了更為嚴格的監管，部分地方投資主導的基建項目進度或有所延緩，這也將限制政信合作業務的發展。
不過，從長期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意愿和沖動并未改變，可以預見，一些創新的信托融資方式將會出現，以其他合規的方式參與到基建項目建設中去。(編注：銀監會副主席蔡鍔生1月19日在第五屆金融家年會上表示，信托機構的法律監管存在空白，目前只是主要依靠部門規章進行規范。現在一些媒體談到所謂影子銀行就提到很多責任等等，但影子銀行定義本身就是不受監管的，主要是要防止風險傳遞到銀行體系。客觀講，傳統銀行業和“影子銀行”都存在風險，“影子銀行”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關鍵是怎么把這些問題規范好，然后是監管好。)
控制政府換屆的投資沖動
在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公司公共融資部總經理曹明看來，年前四部委聯合發文控制地方融資擴張，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防止影子銀行規模繼續膨脹；二是抑制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這相當于在地方財政和融資平臺之間建立一個‘防火墻’；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基建規模和融資杠桿率。”
根據海通證券研究所的測算，2012年的影子銀行規模達到28萬億元，信托類資產規模達到7萬億元，由于地方政府債務與影子銀行項目聯系緊密且相互交織，為防止違約事件發生導致金融系統性風險提升，監管部門需要較早對增量予以控制。
不僅如此，就歷史情況考量，地方政府換屆后往往伴有固定資產投資快速上行，這在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表現均較為明顯。
一位銀行資深客戶經理告訴記者，現在地方平臺各種融資都很困難，想從銀行借貸又缺少足夠的抵押物，土地財政又玩不轉了，資金問題已讓不少地方政府焦頭爛額，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區。因此政信合作呈現火爆的情況。
對此，穆迪發布的報告指出，政信產品是需要償還或支付項目回報的合約責任，最終會增加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在這個層面上，此類產品與債務相似。但政信產品并未計入債務，所以提高了確定地方政府負債水平的復雜性，可能會進一步影響財政透明度。
此外，政信產品的另一個特點是收益率高，達到9%～14%,這也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負擔。而且期限較短，通常只有1-2年，故而加劇了再融資風險。
債券融資是個好選擇
業內專家認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地方融資平臺與地方政府債務，地方金融機構運作與地方金融風險防范等問題，已經躲不過、繞不開。
孫立堅認為，從更為長遠的視角來看，推進稅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的投融資機制將更為迫切。
債務問題的解決需要更為全面的財稅體制改革，這會規范地方政府的投融資行為。一方面，通過合理財權和事權，明晰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服務職能，可以促使負債規模合理、可控；另一方面，降低“隱形擔保”，強化融資中的硬約束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市場行為分離，促使資產定價合理。
在融資監管趨嚴、籌資渠道受阻的大背景下，地方必然會在債券市場尋求新的突破。曹明指出，今后直接融資比重的提升將成為大勢所趨，而通過債券融資應當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市政債和項目債等長期債券，是解決目前基建融資諸多問題的關鍵，也是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強調，應該用陽光融資和預期、透明、受公眾監督、講究規范、有利于控制風險的地方債去置換、替代地方融資平臺和其他一些不規范的、風險不易控制、不健康的隱性負債，同時又保持地方政府作為融資主體通過融資發揮貫徹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的正面效益，這才是比較周全、合理的對待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體系建設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