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高達2.8萬億美元。在過去五年里，中國的外匯儲備以平均每年4000億美元的速度遞增。鑒于天量外匯儲備所帶來的一系列宏觀經濟問題，各方面為減緩外匯儲備積累速度積極出謀劃策。
　　從這些謀劃的總體思路看，無非分兩大類：讓人民幣匯率升值或鼓勵資本流出限制資本流入。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鼓勵進口并抑制出口，從而幫助減少由經常賬戶順差而產生的外匯儲備積累。通過鼓勵資本流出限制流入，可以幫助減少由資本賬戶順差而產生的外匯儲備的積累。
　　人民幣匯率只能遵循漸進升值策略似乎已成為一個“既定方針”。同時，中國對資本流入的管制似乎已經相當嚴格，當前的政策討論重點則集中在如何鼓勵資本流出上。
　　從純粹的“經濟人”角度，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是每個“經濟人”都想把手中的美元盡早盡快地賣給中國的央行而換回人民幣的結果，因為他們預期人民幣會持續升值。至于“經濟人”手中的美元通過何種渠道來的，其實并不重要。企業和個人只愿意出口而沒興趣進口，和投資者只愿意把資金帶入中國而不愿帶出中國，沒有本質區別，目的都是把美元換成人民幣。在這個意義上，區分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活動，恐怕統計意義大于經濟意義。
　　匯率升值未必可以幫助減少經常賬戶順差，如果升值不能改變反而強化升值預期，企業和個人就不會改變其行為策略，即盡量通過多出口少進口來獲得更多美元換成人民幣的機會。同理，鼓勵資本流出，也未必能有效減少資本賬戶順差，如果知道日后能更容易把資金帶出中國，“經濟人”首先會更肆無忌憚地把資金帶入中國。通過前者，當前有利可圖；通過后者，日后獲利退出。
　　中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是由無數“經濟人”組成的市場做的一個集體決定：把他們手中的美元盡早盡快地賣給中國央行。換個說法，如果中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是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我們又如何可能通過市場化手段來減少外匯儲備的積累呢？
　　在未來12個月中，人民幣的一年期存款利率肯定可以升到3%以上，市場對人民幣兌美元在未來12個月的升值預期也至少有5%。那么，對于一個“經濟人”在考慮持有美元還是人民幣問題上，成本和收益對比一目了然：如果以美元為會計單位，持有人民幣的無風險收益將至少是8%！筆者相信，在當前的市場狀況下，全球沒有哪個投資者敢拍胸脯擔保至少8%的回報率。
　　在這一問題上，事態將更可能會向“經濟人”判斷的方向發展。因此，只要人民幣升值沒有達到均衡的水平從而使升值預期仍然強烈，任何試圖通過市場化手段鼓勵私人資本流出的努力結果，都將會令人失望。
　　在“經濟人”眼里，經濟學家們在關于“開放資本賬戶還是讓匯率更富于彈性”這個孰先孰后的改革順序問題上辯論，已經完全失去了實際意義。
　　1月16日，由中金所主辦、華泰證券與民生銀行協辦、華泰長城期貨承辦的“2011年宏觀經濟暨股指期貨投資報告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會上表示，美國正通過以量化寬松覆蓋全世界的方式來重塑美元霸權，歐元危機的漸近式演化符合各國利益，亞洲方面高增長、高出口、高儲蓄、高投資的四高問題仍在，國內輿論對人民幣升值的弊端關注不足。在談到2011年的投資機會時，譚亞玲認為可以把握黃金的戰略性逢低介入機會。
　　美國以“量化寬松覆蓋全世界”來重塑美元霸權
　　譚雅玲談到，1999年歐元出臺時討論貨幣體制格局是三足鼎立，而現在已無三足鼎立說法，依然是美元一枝獨霸；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是受害者還是受益者值得商榷，可以看到的是美元霸權在危機后的量化寬松中得以回歸。
　　當前美國兩輪量化寬松過后，全世界都覺得是風險，而美國仍敢這樣做是否沒有意識到其中的政策風險？譚雅玲表示如果這樣想可就太低估美國了。美國之所以敢實行量化寬松，是因為美元的貨幣資質與貨幣地位與其他幣種截然不同，它60%的發行量在全世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要覆蓋所有市場。全世界的財富在增加，美國正是以美元的高覆蓋率來實現對世界財富按照美國的意愿來重新分配。
　　譚雅玲認為2011年國內貨幣政策調控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一方面是調控思維亂了，已經難以分辨經濟運行規律的正常與反常。例如2010年通脹來了就加息，這是用正常的通貨膨脹預警來對應超常的貨幣投放量，這種對應是極不對稱的；還有人認為加息是因為“負利率使得老百姓存款沒有回報了”，但事實上造成高儲蓄的根本原因是市場上缺少有回報的投資品種。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的差異分化將更為明顯，如中國面臨通脹，美國、歐洲、日本所處的局面是通縮，而中國利率水平又普遍高于這三者，使得貨幣政策調控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