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6日在博鰲論壇2011年年會期間接受包括中國證券報在內的幾家媒體聯合專訪時表示，當前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高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控制目標，要采取多種方式克服其偏高的問題，一定要消除通脹走高的貨幣因素，這是貨幣政策適當收緊的重要原因，這一趨勢會持續一段時間。

對于3月CPI數據，周小川表示，“3月通脹環比下降0.2%，說明3月物價比2月物價已經降低了。同比漲幅高主要是去年基數低的緣故。此外，歷年春節后那個月物價是走低的，通脹環比數也就會下降，夏天過了以后，下半年物價環比都是上升的。今年3月物價下降幅度小于往年平均值，所以同比也就高。”

周小川指出，利率政策不是只有優點沒有缺點。在全球流動性充裕環境下，如果利率工具使用得太多或太猛，可能會導致熱錢、資本流入較大。他認為，中國是非常大的經濟體，能夠經受得起熱錢的沖擊，資金流入量大到一定程度才有負面作用。總體來看，目前國內的通脹，主要影響因素還是國內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關系。

在回答加息是否會影響經濟增長問題時，周小川指出，經濟增長和資金成本有一定關系，具體觀察時應使用實際的資金成本，即扣除通脹后的資金成本。資金成本太便宜會鼓勵企業增加庫存，往往在通脹較高的情況下，要特別注意資金不能便宜到鼓勵庫存。

對于中國證券報記者“當前公開市場操作中一年期央票利率繼續超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體現了央行的何種意圖”的提問，周小川表示，“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有時候是數量的要求占主導，有時候是價格的要求占主導。這兩個有互補關系。當公開市場上對吸收的資金量有要求時，價格就會服從數量；當意圖是穩定銀行間市場利率水平時，公開市場操作就會服從價格。利率在當前某個時段可能服從數量操作的目標，也不見得反映它本身有什么意圖。”

周小川表示，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不存在絕對界限，條件發生變化，調整的空間和力度也會發生變化。根據國際經驗，也沒有明確的尺度。就我國情況而言，對存款準備金率的使用程度取決于兩方面：一是多年來的國際順差因素，以及金融危機期間使用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現在需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來回籠流動性；二是其使用程度取決于對準備金是否付息。很多國家對存款準備金不付息，而我國付息，因此影響的效果也不一樣。

他表示，已使用匯率工具抗通脹。“匯率實際上已經在使用，人民幣也有升值，至于如何衡量抗通脹效果，往往有困難。”

周小川還表示，我國強調要進一步增強匯率的靈活性。實際中一方面要考慮到國際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也要考慮企業的適應能力。總體而言要增強靈活性，要尊重市場供求，參照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

針對一季度出現的貿易逆差，周小川表示，在正常情況下減少順差是我們樂于看到的。但今年初出現的貿易逆差主要原因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造成的，這不是我們樂于看到的。如果是正常的情況下，我國減少順差，國際收支更加平衡，將是好事。

他還表示，今年利率市場化將穩步推進，不會對銀行利潤構成重大影響。對銀行利潤影響最大的還是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經濟周期和資產質量。利率市場化會對銀行利潤有一些影響，但推進時總體會考慮市場的要求和各方面承受能力。

此外，周小川在博鰲“世界經濟展望”主題午餐會上表示，我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經濟復蘇較快，因此也容易進入下一個周期，必須警惕在周期變化中金融機構能否經得起周期變化帶來的沖擊。我國金融機構有條件、也要抓緊時間執行巴塞爾三協議，但一些標準提得太早會影響經濟復蘇的速度。在金融標準提升的過程中，要強調平等競爭，也要看到有些方面區別對待，對系統重要性機構要有更嚴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