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正視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崛起的時代現實，調整改變自身制度安排和戰略認識誤區，盡快在中國重大核心戰略利益上調整歷史上形成的封堵思維和政策
歐債危機使年輕的歐元面對生死考驗，美國復蘇乏力仍經受高失業率煎熬，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面臨治理通脹挑戰，資源出口國增長被動跟隨大國經濟漲落。雖然世界主要經濟體各有不同故事，全球經濟已步入調整期應是一個基本事實。
大調整的背景
擴張孕育矛盾，繁榮承接調整。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的全球經濟調整，為后來全球化開放發展廓清了基礎，目前全球經濟受全新因素推動，正處于一個更為深刻的大調整的歷史節點上。
推動新一輪調整的大歷史背景，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經發展探索，先后選擇改革開放道路，發揮比較優勢快速追趕，并以其逐步增大體量與全球經濟舊格局互動并派生內在調整訴求。直接驅動因素則是孕育危機風暴的早先失衡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集中表現為發達國家“過度負債消費增長”及其融資模式無法持續。
希臘、意大利等國正品嘗過度負債增長的苦果。以希臘為例，1990~2008年經濟增長對消費平均依賴程度為90.4%。高消費率加上基本投資支出導致顯著外部失衡，危機前十余年希臘經常賬戶逆差占GDP比率通常在10%以上，外債從2004年的1220億歐元上升到2009年2230億歐元，外債GDP占比從65%上升到93%。
如果說傳統宏觀紀律松弛的希臘能輕松舉債多虧了歐元“托市”之功，美國的類似表現更直指問題本質。2001~2009年美國消費對總需求增長貢獻率為112%。即便在2002~2007年的景氣時期，消費對總需求增長貢獻率仍高達89.5%，比此前半個多世紀的均值超過10個百分點。新世紀初美國投資疲軟，資本形成增速已降得很低，但高消費仍導致外部逆差空前擴大，債務率從2001年的57%升到2008年的70%，2010年到達93%高位。
負債與債權形影不離。兩類經濟體是美歐過度負債的主要借貸方：
中國等具有制造業競爭優勢的貿易盈余國，一段時期來經常項與私人資本項盈余大規模增長，通過官方儲備擴張被動積累外部債權。2000~2010年全球外匯儲備總量從1.98萬億美元增長到9.65萬億美元，增幅三倍多；同期中國外匯儲備從1683億美元增長到2.85萬億美元，全球占比從8.5%上升到29.6%。
資源出口國是第二類儲蓄輸出國。全球景氣增長環境中，這些國家“地下資源儲蓄”挖到地上，再通過出口轉換為用美元、歐元標價的各類資產，派生對發達國家的大量債權。由于近年石油等資源價格飆升，拉高“地下儲蓄”相對金融資產的轉換比率，使這些國家輸出儲蓄能力得到驚人增長。
初步匡算結果顯示，新世紀最初十年，漲價因素使OPEC石油出口“額外收入”高達3萬億美元。俄羅斯“額外收入”約萬億美元，使得俄羅斯在擴充軍備和改善民生的同時，仍能坐擁5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資源出口收入激增通過各類投資渠道為美歐負債增長提供融資。
這個前所未有的負債增長模式能否持續？危機前美國朝野曾就此展開爭論，以至2006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認為有必要專章回應這個問題。遺憾的是，由于誤判和國際政策機會主義動機，這個集美國政學兩界精英共識的權威報告，對上述問題得出了過于樂觀的不正確結論。
這里抄一段原話：“原則上說，假如美國能夠利用這些資金來促進未來增長，從而維持美國作為外資流入首選之地，美國可以無限期吸納凈資本流入并維持（經常項目逆差）。實質問題不在于外資流入規模，而在于外資利用效率。如果外資能夠促進投資、生產率和增長，則外資流入能夠對美國和全球產生積極影響”。
當時美國信心滿滿，關鍵是憑仗其金融優勢：由于華爾街在全球范圍內不可取代的金融能力和地位，全世界把錢借給美國符合行業分工規律。然而就在“金融優勢論”仍余音繞梁之際，美國金融系統心臟——華爾街成引爆危機之源。
大調整推動三重轉變
早先的增長模式已經終結，全球經濟大調整難以避免，調整將伴隨和推動三重轉變：
一是各國需努力踐行G20戛納峰會確定的保增長方針，然而全球經濟增速減緩構成調整時期難以回避的現實。
美國經濟“復蘇不易，景氣難再”，其基本面條件僅能支持1~2個百分點的低增長。即便未來回歸相對正常狀態，美國歷史上對全球增長曾發揮的引擎帶動作用也將下降。
隨潛在供給擴張速度逐漸回落，中國會告別過去三十余年兩位數的平均增速，“十二五”年均增速估計會下調到8%左右。以美元衡量經濟總量年均增長率，也可能會從2003~2010年20%的實際高位均值逐步回落，不過年增量貢獻將從目前1萬億美元逐步上升到5年后2萬億美元之數。如無特別意外情況，中國會在一個較長時期居于全球增量最大貢獻國地位，并有望以十年左右時間成為用匯率衡量的全球最大經濟體。
歐元區增長前景的不確定性最大。即便目前應對危機第二階段實施的緊鑼密鼓措施大體奏效，歐元區經濟未來幾年平均增速也會下降到低增長甚至零增長區間。如果出現日前歐盟政要警告的歐元解體的最壞情況，則可能一段時期內將面臨跌幅為15%~20%甚至更高的負增長。歐債危機不同演變路徑和最終如何了斷，是決定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單個因素。
二是無論出于主動或是被迫，各國在調整期都需將結構調整政策置于更為優先位置。歐盟在應對刻不容緩的債務危機的同時，將不得不正視歐元體制與生俱來的道德風險問題，切實調整和解決其體制矛盾和缺陷。主權債務危機與貨幣制度危機疊加并發，使歐盟調整之路最為艱難也最具懸念。
作為全球最強大經濟體，美國應正視調整現實，放棄采用貨幣數量超常寬松手段來擺脫困境的意念，通過艱苦的結構調整將巨大債務回調到可持續水平，從而為真正強勁持續增長奠定基礎。作為處于全球技術產業前沿國家，美國只有成功拓展這個前沿邊界，才能從根本上為全球和美國經濟繁榮注入活力。美國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也應盡快務實改變歷史形成的對華政策中的封堵因素，以更加重視利用中國發展積極機遇作為坐標調整的政策取向。不切實進行上述調整，發誓搞“再工業化”和出口翻番，都不是治本之道。
作為最重要的新興大國，中國面臨自身特有的改革調整使命。當務之急是要深化改革、完成體制轉型。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土地流轉權，推進戶口制度改革賦予城鄉居民平等公民權，要深入反壟斷、松管制以賦予民企平等市場準入權，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調節收入分配，深化匯率利率體制改革以建立和完善開放大國經濟所需要的宏觀政策架構。
中國過去幾十年奇跡般增長的基因密碼在于改革開放，中國審時度勢推進改革完成體制轉型仍將釋放巨大能量，為支持中國經濟未來持續追趕提供后續動力，也將為全球經濟在大調整時期維持基本增長態勢提供重要保障。
三是因應世界格局演變，從“增量和存量”兩方面入手改革調整全球治理架構。要重視培育發揮G20這個全球事務新治理平臺的特殊作用，積極改革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內部治理方式；要更加重視發展主題，利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各自優勢，更有效幫助經濟后進國家解決發展面臨的特有瓶頸和結構難題，使全球化開放增長更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普惠性。
在這次大調整階段，歐洲將更多忙于應對內部危機，日本經濟地位仍將相對回落，美國與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關系的演變，將對世界的未來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中美兩國能否摒棄前嫌、減少誤解、增加互信、擴大合作，將是決定全球經濟調整平順展開和最終成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應弘揚鄧小平“三個面向”指導方針，在當代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新制高點上，重新審視六十余年成長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大膽改革現有體制、制度，以及意識形態中殘存糟粕因素，為中華民族崛起構筑現代制度和價值觀基礎。而美國，應正視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崛起的時代現實，調整改變自身制度安排和戰略認識誤區，盡快在中國重大核心戰略利益上調整歷史上形成的封堵思維和政策，切實拓展兩國合作空間和戰略互信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