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A公司向B銀行提交了由B銀行所在地C銀行通知的 信用證 和一套 信用證 項下單據，該 信用證 金額為604500.00美元。經審核后，B銀行發現此證系由電傳開立，按慣例電傳開證應加具密押，密押經通知行核查相符，即可證明電開信用證的真實性。此證注明沒有密押，但加蓋了C銀行的通知章。根據UCP500的規定，C銀行已將該證通知A公司，即認同了該信用證的表面真實性。在該證真實的前提下，B銀行又對該證項下單據進行了合理、審慎的審核。經審核，B銀行發現此套單據存在不符點。首先，信用證單據條款要求FULL SET OF CLEAN ON BOARD BILL OF LADING（全套清潔已裝船提單），而A公司提供的是NEGOTIABLE FIATA BILL OF LADING 簡稱FBL(運輸行出具運輸單據)，即以FBL代替B/L。其次，信用證要求提單以開證行為抬頭，而A公司在FBL后做空白背書。B銀行按慣例向A公司提示不符點，并向A公司提出二種處理方案：一是由A公司提交以開證行為抬頭的B/L，撤換原來的FBL;二是由B銀行向開證行電提上述不符點，待對方同意后再行寄單。

　　A公司表示貨物已裝船，無法再由船公司出具B/L，接受第二種方案。于是B銀行立即向開證行電提上述不符點，并要求開證行盡快給予答復。在這之后的三天內，B銀行一直沒有收到開證行的回復。三天后，A公司向B銀行提示由C銀行通知的該證的修改書，該修改書寫明刪除由申請人出具檢驗證這一不利于A公司的軟條款，同時將單據條款修改為B/L或FBL。A公司表示，此項修改已刪除該信用證的軟條款，并且B/L或FBL二者具備其一即可，這已經表明申請人和開證行接受電提的不符點，已經達到了B銀行的要求，所以A公司要求辦理出口押匯，且押匯金額僅為10萬美元，遠低于信用證金額。B銀行并沒有聽信A公司的一面之辭，反而提出了疑問：按照慣例，如果開證行接受上述不符點，它應該在電傳中明確表示申請人接受上述不符點，不日將付款，并將這一內容以電傳方式通知B銀行，而不是采用信用證修改的方式通知，更不應該將此修改發給C銀行。這些違反常規的做法引起了B銀行的警惕，B銀行堅持等待開證行的電傳通知，在此期間，將單據留存，既不寄單，也不為A公司辦理出口押匯。五天后，開證行開立電傳通知，聲明申請人拒絕接受上述不符點，此時A公司已不見蹤跡。至此，這起詐騙案已真相大白。事后據B銀行調查，該信用證項下的貨物并未如A公司 所述已裝船，而是留在A公司所在國境內，并沒有出口。

　　從以上這個案例不難看出，這是一起以詐騙議付行押匯款為目的、境內外不法分子精心策劃的騙匯案件。由于B銀行以UCP500為依據，并不被較大金額出口和A公司的一面之辭所迷惑，而是合理、審慎地審核單據，避免了一起重大騙匯案件的發生，防止了國家巨額外匯的流失。不法分子的陰謀之所以沒有得逞，主要由于B銀行有效地做到了如下幾點：

　　第一，沒有片面地為追求擴大業務量而辦理此筆大額信用證項下的押匯，而是時時保持警惕，堅持合規經營，不違規操作，始終對形勢的發展有清醒的認識，有效防止了詐騙案件的發生，維護了銀行自身的利益。

　　第二，以統一慣例做為辦理國際業務的依據。根據統一慣例的規定，FBL是由運輸行出具和承運人簽發的運輸單據，它與B/L是兩個概念，并不能代替提單，更為重要的是，它不是物權憑證，這導致了A公司在沒有裝船的情況下可以取得FBL，妄圖以此來代替提單蒙混過關。

　　第三，牢牢掌握國際慣例，就會在信用證實務中處于主動地位，始終把握局勢的發展。本案中，A公司和申請人為B銀行設下了多重圈套，首先，A公司以大額信用證為誘餌，伴以并不是物權憑證的FBL，妄圖誘導B銀行使其想當然地認為FBL就是信用證要求的提單，從而為A公司辦理押匯，再將單據寄出，必將遭到開證行的拒付，從而達到詐騙B銀行押匯款的目的。其次，在B銀行審出不符點并電提后，申請人要求開證行不做出付款承諾，即并不以電傳方式通知B銀行接受不符點，而是以修改方式接受FBL，如果B銀行不以國際慣例為依據，就會想當然地認為此修改表示申請人已接受不符點，就會為A公司辦理出口押匯，而開證行遲遲不給B銀行回復，就是在等待辦完押匯并將單據寄來時，再以單據存在不符點為由提出拒付。